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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阎连科:写小说像跑步写散文就是田间散步

时间:2018-10-27 20:56:44来源:本站 作者: 点击:
  

  于上海书展再遇阎连科,还是深色的衣着,轻快的脚步,只白发更多了些,带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依然让人感觉亲切。他的语速很快,这似乎给采访带来了一些难度,但清晰的思维和恰到好处的表达又会让人产生一种微妙的错觉:与其说他是在回答特定的问题,不如说是在用自己娴熟的思考回应所有与文学有关的人与事。这种内在逻辑的强大,或许就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作家特有的魅力吧。

  作为一名凭借小说传世的作家,长期以来阎连科在他的小说王国中投入了大量心血。他对反讽性语言的实践,对人性荒诞的洞察,以及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及写作技巧的深刻反思,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极少数具备相当理论自觉和创新的小说家。但作为散文家的阎连科,却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温情、含蓄而善感。从2009年出版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到这次出版的新书《田湖的孩子》,阎连科将笔触伸向遥远的中原土地,伸向过去的时光,伸向自己的回忆,伸向无可名状的微妙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言:“假设说写小说是在一个跑道上,那么写散文就是在一个咖啡馆或者茶馆坐下来,就如同进行了一次神经特别紧绷的长跑后非常放松的散步。”写作心态的转换,使他的散文笔触尤为细腻随性,不刻意追求技巧,不过多思考整体结构,让语言如溪流,带着润物无声般的水到渠成。此外,在阅读的受众群上,阎连科也希望他的散文是能够拿给所有人看,并能让大家都有所体会的。与小说往往会在无意识间指向特定的读者群不同,散文的文体性质导致了它有更平易近人的一面。

  当然,散文写作同样无法脱离作者本人,甚至在通常情况下,它会离作者更近。在《田湖的孩子》里,你仍然能看到阎连科一如既往的美学观,他强调距离,这种时空的错位给写作带来了审美上的刺激。他强调旁观与审视,认为虽然土地对写作起到决定性作用,作家不能离开他的土地,但同时作家也不能沉迷于土地,恰如其分地把握好离开与归来,旁观与参与,经历与回忆之间的尺度是这本散文集提出的重要文学命题。同时,他也仍然保持着他尖锐的一面,现代化视野下乡村的边缘化让这片故土再一次拥有了某种魔幻而神奇的效果,这不正是他的“神实主义”写作取之不尽的现实资源吗?作家不但需要面对这种变化,更要去思考甚至预设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而这一切,通过六万字的篇幅呈现,无疑需要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近几年来,阎连科鲜少有新作品出版,但他的写作生活事实上依然非常充实。他坦言,自己也许并不是中国最好最有才华的作家,但一定是最勤奋的作家之一,所以《田湖的孩子》得以问世,能够使读者看到,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他希望能借此让读者们知道,阎连科一直在写,并且也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去教学,去整理文学讲稿,去理解20世纪西方文学和作家等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

  腾讯文化:许多从小说着手阅读您作品的读者,可能会认为阎连科是一个以尖锐、反叛而著称的作家,但自从2009年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出版之后,读者似乎有机会看到一个更多面的您,以及那些文字里的柔软、悲悯。您觉得在写作心态上,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存在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吗?

  阎连科:我想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两类的写作,它虽然出于同一人,但完全是两个类型,从心态从精神到文体到文本本身完全是不一样的。

  首先,写小说时我不会考虑任何读者,我希望小说有难度,它的故事、它的人物、它的思维、它的叙述方法一定和从前的我不一样,和中国作家不一样,也希望和以往的作品都有差别。如果没有这种难度和差异,就调动不起我写作时的情绪。所以我经常说写小说就是一次自我的重生。

  但是写散文的状态是不同的,我会在每一部长篇之后都进行散文随笔或者讲稿的写作。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写作,所以看我的散文有时会觉得和小说的那个人好像不是同一个,或者状态完全不一样。事实上也如此,写散文是对我写小说状态的一次调整,以及对新一部小说进行思考的过程。假设说写小说是在一个跑道上,那么写散文就是在一个咖啡馆或者茶馆坐下来,就如同进行了一次神经特别紧绷的长跑后非常放松的散步。此外,我也希望我的散文是能够拿给别人去看,让别人有所体会的。小说的读者可能是一个特定的人群,而散文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读它。

  腾讯文化:然而我们会发现,新作《田湖的孩子》除了继承《我与父辈》一贯的对故乡的追念以及对过往生活的留恋外,仍表现出了一定反思性,有一些批判的基调在里头。您在写作时,除了需要保持一种区别于小说写作的紧张心态外,会不会仍然不由自主地带着一种批判或反思的眼光去看待您家乡这些年来的变化?

  阎连科:可能因为我的经历,我的人,我的写作习惯是这样,所以在文学观这个层面上,创作确实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写散文时不会刻意带上批判的眼光,而是回忆起哪段就写哪段,出于本能相对真挚地表达出来。当然,你的经历原是如此,站在当下的立场,只要把东西写出来就必然会带着一种批判精神,即便歌颂少年时期自己认为非常美好的东西,比如里面写到对地主富农的批斗,把它写出来本身,读者就会觉得这是带有另外一种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回顾,本身是带着立场的。就像我们看欧美,去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哪怕是想要表达某种美好,仍会带着一定的立场,这是一个必然的东西,这是基于对一个时代的思考。

  所以我想这是一种文学观念的一致和必然。任何一个作家,比如沈从文把湘西写得那么好,并不等于湘西一定是那么好,而是沈从文在写作中带入了一定的审美,一定的判断,我们越看沈从文写的湘西的美好,越知道沈从文从湘西之外遭遇了什么。

  腾讯文化:您提到了沈从文对湘西的感觉,而您自己现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或是在香港教书,离开故土很多年,当您身处异地的城市氛围中,感受现代化都市的生活状态,是否会更促使自己去反观早年的乡村经验,而这种带着距离的视角又是否会比身处乡土之中更能切近这种乡村经验本质?

  阎连科:全世界的作家也包括中国作家,来自于乡村的,有乡村经验的一定是离开乡村的人,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永远守在一个村庄就变成了大作家。离开也好,出走也好,一定会产生一种特别重要的文学上的距离感,没有这种距离感你永远无法面对那个乡村。只是这个距离要保持多远,对不同的作家来说情况不同,但没有人能在生活中写生活,只能在离开生活时才能写生活。我经常说体验生活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它能让那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变得没有才华。以柳青为例,花了10年写了《创业史》,以他的才华,写这样的作品拿出两年就足够了。他早期的中短篇对乡村生活的描述,多么才华横溢,如果没有这最好的10年,他说不定能写出另外一部《边城》。当然这不是说《边城》就比《创业史》好,这是两类小说、两类文学,但也许我们缺的并不是红色经典,而正是《边城》这样的小说。

  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清醒的作家要懂得如何和这块土地保持有效距离,走得远也不行,完全沉进去也不行。又比如赵树理,作为中国最好的乡村作家之一,我们今天对其作品的阅读和关注却不一定会比对沈从文的阅读和关注多,我想至少在审美价值上,沈从文通过与他的乡土保持距离,从而获得了另外一种审美的可能,而赵树理虽然走出了乡村,却又重新跳回到了乡村生活中去,他就没有办法提供沈从文能够提供的审美维度。赵树理的乡土小说“闹”,这就是沉入其中的后果。

  腾讯文化:说到距离所带来的审美效果,除了空间距离之外,您对于时间距离的捕捉也十分敏锐。您的散文作品通常都会站在一个“回望”的写作视点上,以一种往回看的姿态去展现已经逝去的时光,这种姿态在您现阶段的写作中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阎连科:当下社会及人性的复杂性,迫使我去想自己早期的生活留下了什么东西。人在青少年时期往往会憧憬未来那些不可捉摸没有定数的东西,但当人到一定年龄,知道自己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时,就会想要往回走了。我想我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往回走的年龄,于是就必然会写出《我与父辈》《田湖的孩子》这样的散文作品。此外我也特别渴望自己未来的写作能变得越来越单纯,单纯是指某种精神上的单纯,并不是说文本多简单。一个70岁的作家能写出一个7岁孩子的童心,这是才华。而一个17岁、27岁的孩子老气横秋写出70岁的状态,那不是才华,那是模仿。在小说创作上也是,我特别相信我的小说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单纯,越来越简单。

  腾讯文化:很多评论者认为阎连科是一个擅长书写苦难的作家,在散文中也不例外。对苦难的追念和审视在您的作品里是反复出现的,和您本人直接而深入的乡村经验也是无法分开的。您觉得乡村经验和苦难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阎连科:全世界都说阎连科在书写苦难,但在写作时,我确实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东西,只能说这是我唯一最熟悉的,是我人生中最切肤的体验。苦难也好,革命也好,写作之前我并没有去考证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这对我来说就是个永生难忘的经历和经验。我经常说经历、经验决定了一个作家的表达,这不是他有权去选择的,我写这个东西而不写那个东西,不是一种选择,是我只能如此面对,也只有这个东西。

  腾讯文化:在您的散文中,一些属于农民世界的价值品质:比如善良、忠诚、单纯、质朴这些东西,总是会显得特别耀眼。您会不会觉得,在散文里中宣扬这种传统的人性美,会与您在小说中对恶的张扬形成一种矛盾?

  阎连科:我想农民身上的这种淳朴、善良对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终极的宗教了,但是我对真善美的认识并不等于主流社会价值观所认定的那种“真善美”。我认为那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点微弱的光,是我们这样的无神论者唯一的宗教信仰。事实上我们就是无神论者,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今天阎连科说他信佛教了,那也是一个蛮虚伪的行为,那只是对学问,或对精神世界的一个补充,要让我变成一个多么虔诚的佛教徒,我没有这个能力,我骨子里没有这个血液,父母亲没有给我遗传这个东西。宗教就是父母亲给儿女传承下来的血液,如果父母亲没有,那也许只有像张学良遇到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件时,我才相信他信了基督教。我现在的生活还没有到那一步,没有信仰的根基,也没有信仰的契机。每天吃得好、喝得好、玩儿得好,突然之间说自己信基督教了,我总觉得这个契机有点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跟大家有点谈资,证明自己的学识更丰富了,对宗教更了解了,那还能够理解。

  腾讯文化:任何一个对您的小说有了解的人,都会关注到您“神实主义”的写作观。神实主义,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更内在的现实主义,或者它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现实而不是外在现实?

  阎连科:现实主义关注的是被我们所谓的现实所掩盖的真实,这种被掩盖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但生活中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真实,这也只在中国有,那就是还没有发生的真实,而这恰恰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的状态。当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当一件事发生在你身边时,你觉得应该还有另外一件事。这种经验,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情况比起来实在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也有意思得多。然而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处理的永远是一个表层的,能够被认识的现实,至于那个不能被认识的现实,可能只有通过文学才能关注到,这就是我提出“神实主义”创作观的缘由。

  具体地说,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就是把一片黄土变成一堆黄土,但我不希望文学就是把土变成土,把一处平地变成一个山包,而是让这块土地上长出一棵树,但在这棵树上结出的又是诡异的、超乎常理的,并不属于树自身的果实。比如种下的是一棵北方的榆树,但长出的是南方的香蕉。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学,它强调的是小说生成的能力,它必须要生长出来,并且是一种异化的生长,一种基因的突变,而不仅仅是在表面上变形。

  腾讯文化:论及这种生长性,从《我与父辈》到《田湖的孩子》,也同样可以感知到。田湖作为您心目中曾经的世界中心,其实在现实中是一直在被边缘化的,而《我与父辈》中提到的许多过去亲人间的相处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也渐渐远离了现在人们的接受习惯。面对高度趋同化的现代文明,您在写作时是否会产生某种跟不上节奏的迷惘和感伤?

  阎连科:首先,阎连科的写作一定是有地域性的,写作永远不能脱离地域性的文化要求,摆脱了这些东西是不合理的。王安忆的作品一旦脱离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就让人难以理解,贾平凹的写作一旦脱离了陕西文化也是如此。同样,用河南的文学标准去讲一个美国小说也是讲不通的。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无法逃离基于地域的阅读,即便是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也不能脱离俄罗斯文化,而用中国文化去理解它。

  我想我所感伤的并不是那个作为乡村的田湖,只不过对这个世界的感伤恰好借由田湖而表现出来了。今年4、5月份有一个记者要跟我回家乡去,我们一路上都在感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田湖,都是这个社会、这个现实的一部分。而对整个现实的感伤、忧愁、批判、愤怒乃至对美好的认识和向往,会促使作家回到属于他的那个地方去写作。

  腾讯文化:近几年来,文化散文或理论方面的文章似乎渐渐成了您写作的重头戏,能谈一下写作它们的具体契机和目的吗?

  阎连科:因为近几年一直在香港教书,讲十九、二十世纪的文学,当你真正去收集并重新认识那些作品时,会对文学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基于此,在讲一些文学观念、理论和对文学的认识时,兴趣也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慢慢整理了一些比较完整的讲稿。那些讲稿和批评家的讲稿一定是不一样的,和他们的文学视野也完全不同,尤其在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认识上,我想这给我的写作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有不一样的文学认识就有可能写出不一样的小说,因为作家写得久了,不再处于青年时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非常莽撞,当然这样也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但我现在是一个写了几十年的人,没有对文学新的认识一定写不出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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